我國改革正處於深水區和攻堅階段。與以往相比,改革的深刻性、複雜性、艱巨性前所未有,社會各界因此對全面深化改革的總體方案充滿了期待。中國(海南)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在接受《經濟參考報》記者專訪時表示,我國要從現有的基礎上實現更加全面、更高質量的發展,改革就必須實現歷史性新突破。 
  《經濟參考報》:從中央領導在不同場合的講話來看,即將召開的三中全會,將制定全面深化改革的總體方案,作為一直研究改革、呼籲改革的學者,您對當前改革所處的環境和背景持什麼樣的看法?
  遲福林:轉型與改革交織融合,經濟轉型、社會轉型、治理轉型都直接依賴於重大改革的突破。轉型倒逼改革,改革的時間和空間約束全面增強。這是目前我國改革所處的特定背景。
  第一,經濟轉型到了關節點。改革重在形成公平可持續的市場經濟體制。經濟矛盾和風險日益凸顯,依靠政府主導和政策刺激拉動增長難以為繼,經濟轉型到了向消費主導轉變的關節點。以投資消費失衡為主要特征的結構性矛盾凸顯,資源環境約束全面加大,創新能力嚴重不足,尤其是產能過剩呈現全面性、長期性的突出特點。
  第二,社會轉型處於臨界點。改革重在建立有效協調利益關係的體制機制。利益關係失衡日益突出,社會道德危機、信任危機問題突出,社會結構不合理的矛盾突出,社會轉型到了能否有效化解利益衝突的臨界點。利益矛盾的群體衝突協調不好,將激化其它社會矛盾,並使社會衝突有所升級,甚至成為局部性、全局性危機的導火索。
  第三,治理轉型到了關鍵點。改革重在建立有效解決腐敗的體制機制。腐敗正在成為引發危機的導火索,治理轉型到了有效解決體制機制性腐敗的關鍵點。治理轉型,就是要有效約束權力、監督權力、問責權力,提高政府公信力。
  《經濟參考報》:全面深化改革、實現轉型發展,是為了從改革轉型中獲得“新紅利”。但改革涉及重新調整方方面面的關係,可謂千頭萬緒。“改不改”今天看來已不是問題,“從哪裡下手”才是大問題。您認為可以作為改革“抓手”的關鍵環節有哪些?
  遲福林:以全面改革獲取增長轉型紅利的關鍵,是突破利益固化藩籬,在理順政府與市場關係為重點的改革攻堅上取得實質性突破,由此激發市場活力、形成創新動力、釋放增長潛力,以形成走向公平可持續增長的新格局。
  《經濟參考報》:您的這個表述有一個完整地邏輯體系,邏輯的起點是“突破利益固化藩籬”。為什麼把它放在如此重要的位置?    遲福林:堅持富民優先,形成合理的利益結構是我國改革開放的重要起點和重要經驗。35年前,正是因為改革打破了平均主義的藩籬,才使得改革能贏得更為廣泛的社會支持,進而形成改革的社會合力。35年後的今天,改革在取得歷史性成就的同時,面臨著貧富差距擴大、利益失衡、利益固化的突出矛盾和重大挑戰,並且利益固化的傾向與趨勢日益明顯。
  面對深刻複雜的利益關係,能不能堅持富民優先的改革導向,大膽穩妥地調整利益關係,儘快扭轉貧富差距擴大的趨勢,逐步形成合理的利益結構,決定著全面改革的成敗。堅持富民優先,就是把老百姓不斷享受到的改革紅利、發展實惠的基本原則貫穿經濟、政治、社會、文化、生態“五位一體”改革的始終,並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出發點和歸宿。
  《經濟參考報》:理順政府與市場關係,這種提法由來已久,今天著重強調這一點有什麼現實意義?調整從哪裡入手?
  遲福林:我們講改革紅利,我認為最大的紅利一定是來自市場化改革。改變政府主導型增長方式,核心是理順政府與市場關係,在更大程度、更廣範圍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和擴大內需中的基礎性作用,以形成新一輪市場化改革的紅利。一是以理順資源要素價格為重點深化價格改革。例如,儘快推進成品油、天然氣市場價格形成機制改革,加快完善煤電價格聯動機制,全面實行水電氣梯級價格制度;建立城鄉統一的、同權同價的土地交易市場,使土地價格真實反映市場的供求信息,減少土地價格對投資的錯誤引導。二是以利率匯率的市場化改革為重點推進金融體制改革。建議加快推進利率市場化進程,逐步放開存貸款利率,實現各類市場主體平等獲得和使用金融資源。同時,在防範金融風險的前提下,加快匯率形成機制改革,加快人民幣國際化進程。三是以推進壟斷行業改革為重點擴大社會資本投資。應當支持民間資本進入壟斷行業,拓展民間資本投資空間。鐵路、電力、電信、石油、民航、郵政等行業,實現競爭性的環節對民間資本全面放開,自然壟斷的環節吸納民間資本廣泛參與。儘快開徵壟斷利潤調節稅。四是以公益性為重點調整優化國有資本配置。建議儘快明確國有資本保障普遍福利的目標,推動國有資本從一般競爭性領域退出,重點配置到義務教育、基本公共醫療以及基本住房保障等公共產品領域;3年內劃撥20%~30%的上市公司國有股權到社保體系;建立常態化的國有企業收租分紅機制,確保“十二五”末期不低於30%。
  《經濟參考報》:理順政府與市場的關係,關鍵在政府這一側。政府改革知易行難,但必須知難而進。
  遲福林:是的。在政府改革沒有重大突破的條件下,想理順政府與市場、政府與企業的關係是十分困難的。政府職能重心如果繼續放在做大總量、擴大投資上,改變投資主導就很難有實質突破;如果不改變地方政府G D P競賽的格局,就很難擺脫產能過剩、土地財政、債務風險等問題的治理困局;政府如果不改變自身利益傾向,“有形之手”就有干預資源配置的內在衝動,就很難釋放市場化改革的紅利。
  所以,要以政府改革帶動全面改革。以政府改革帶動經濟改革,以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為重點加大政府放權力度,最大限度減少政府對微觀經濟活動的干預,釋放市場活力;以政府改革帶動社會改革,以財稅制度改革為重點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,實現以中等收入群體為主的社會結構,釋放社會活力;以政府改革帶動政治改革,以權力公開透明為重點,實現權利約束權力與社會監督權力相結合,有效抑制腐敗。
  《經濟參考報》:政府改革是塊“硬骨頭”,但從已經披露的信息來看,中央決心很大。關於選擇改革突破口,您有什麼建議?
  遲福林:應該把打破競爭性地方政府模式作為改革突破口。政府主導的經濟增長方式突出表現為競爭性地方政府模式,即以經濟總量為導向、以地方財政收入增長和幹部考核為約束激勵機制、以政府主導和地方政府間競爭為突出特點。不改變競爭性地方政府,經濟轉型難以取得重大突破。當務之急是以公共服務為導向改革財稅制度和幹部考核制度,改變總量導向的中央地方關係。建議在財稅制度方面,推進以直接稅為主的稅制轉型,改革消費稅,健全財產稅體系;加快調整財政支出結構,儘快形成公共財政基本格局;在理順中央和地方職責的前提下,促進各級政府的事權與財力相匹配;推動財政體制扁平化改革,爭取使五級財政框架扁平化到三級框架。在幹部績效考核上,改變“以G D P論英雄”,切實把公共服務實現度和群眾滿意度作為評價、考核、獎勵、問責幹部的重要標準。
  《經濟參考報》:最後,請您用一句話談談您對新一輪改革的期許。
  遲福林:我國要在現有的基礎上實現更加全面、更高質量的發展,改革就必須以更大的決心和魄力,實現歷史性的新突破。
(編輯:SN098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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